蒙古建国后，于公元年至年的四十余年时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蒙古帝国疆土之辽阔是史无前例的，凭借较少的军队，踏平了所有的敌人[1]，改变了整个亚欧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蒙古的西征，带给西亚和东欧地区也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蒙古的铁蹄征服了近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堪称是游牧民族最辉煌的时期。[2]蒙古人认为，进行统治和征服活动是合乎"长生天[3]的意志"。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一系列对外的战争就此展开。
年对西亚各族穆斯林的艾因·贾鲁战役失败未计算在内。↑
蒙古灭亡南宋则不算在西征之内。↑
蒙古人信奉萨满教，认为"长生天"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神。凡人的一切都是由"长生天的意志"安排，成吉思汗被看作"长生天的代表"，平民都十分听从他的命令。↑
帝国征服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把当时发达的中华文明带到了西方世界，如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罗盘等传播到西亚及欧洲，也把一部分的西方文明带回了中国。但在蒙古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支配下，亚洲和东欧的历史近乎改写，探究蒙古征服扩张的地位与影响，是研究十三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对于蒙古西征本身亦或是被征服地区的历史演进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扩张征服的性质
美国学者斯塔德利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三编“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开篇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中世纪的开始是亚欧大陆上的几种大规模侵略扩张。（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也是以各种侵略拉开序幕的。）其中，突厥人和蒙古人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文明连根拔起。“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蒙古的扩张过程，无论是外在的波及范围还是内在的意义影响，都比我们所知晓的广泛的多，深远的多。笔者将引述一个有趣的示例来展现这段历史留给世界不为人所熟知的印记。
蒙古人对于其辽阔疆域的统治过程所伴生的一大重要影响之一，是保证了前所未有的地理跨度中人们活动的和平安定，这一点尤以当时安定的贸易环境可见一斑。年，帝国的中心从哈拉和林转向北京，从此偌大的中国市场向欧洲商人敞开。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香料是历史上极受西方商人青睐的东方轻奢。在过去，获得香料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条经过红海和埃及，然后抵达黑海或者地中海东部的港口，这条航线的第一部分由阿拉伯人负责，第二部分主要受威尼斯人控制。第二条先抵达波斯湾，再通过商队陆路运往上述的港口。这条商路则属于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蒙古人和热内亚人。
蒙古帝国的迅速崩溃，也代表着陆上贸易的安定时段的结束。中亚再度分裂、混乱，加之伊尔汗国的合赞汗改宗伊斯兰教，路上的香料路线几近完全中断。故此，红海和尼罗河的路线成了欧洲商人唯一的选择。然而，热那亚人的航海技术非常发达，他们经过亚速海苏顿河而上，经陆路抵达伏尔加河，再到里海和波斯。这样一来，热那亚人可以直接抵达印度以及东印度群岛，也正是在遥远的亚洲，他们发现了在西方被尊为奢饰品的香料有多么廉价，也意识到香料贸易路线上的阿拉伯经纪人牟取了多大的利益。这样一来，欧洲商人便不愿再支付这笔冤枉钱，找到一条避开穆斯林的商路便成为了他们极为期待的事情，于是，一位叫达伽马的航海家开辟了一条跨越非洲的新航线，世界历史进程从此改变。
葡萄牙航海家、探险家，达伽马蒙古扩张征服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颠覆性的，绝非“短暂而野蛮的破坏”那么简单。蒙古帝国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神话？又是以何种方式统治征服的地区？或者将两者合起来说，蒙古扩张征服的性质是什么样的？首先让我们从外在观视马背上蒙古人的征服全景。
必须指出的是，蒙古人与另一群游牧侵略者突厥人相比，很大的一个劣势在于成吉思汗军事行动的起初，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据统计，他统帅的所有部落的人口总数不超过百万，最多可以提供十万人规模左右的军事力量。这样一来，看似“形单影只”的蒙古军队，是如何令人望而生畏的呢？
第一，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先天优势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一系列军事活动的演习”，加之精锐的军备、矫健的战马，蒙古人可谓发动了世界上第一次“闪电战”。每一位蒙古勇士从小便学习骑射技术，精通如何发动假装溃逃的战术、如何用装水的皮袋充气渡河、如何用枝杈绑在马身上以便用扬尘造成人数众多的假象。
第二，就武器的制造而言，蒙古人对金属锻造的谙熟不亚于任何农业帝国，以大型混合长弓为基本武器，蒙古人射穿英尺之内的敌人只消几个弹指；其他的武器还包括钢盔、兽皮盔甲、马刀、带弯钩的长矛和钉头锤。
第三，不得不说的一点是蒙古人的学习能力，在战争中，成吉思汗军队的新技术几乎悉数从中国学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学会了间谍活动和心理战术，大量的间谍、恐怖的屠城都令下一位被挑战者望而却步。
蒙古骑兵一度成为西方骑士的噩梦仅凭自身的军事实力，如果直接面对像汉代或唐代中国、波斯帝国那样史无前例的巨大农业帝国，蒙古也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征服者。纵观当时的世界格局，欧亚大陆罕见的一次力量对比出现了：中国分裂为金、西夏和宋三个小国，而在中东，无论是花剌子模还是阿拔斯王朝均处于衰落的时期。于是，历史上“反客为主”的一幕出现了，游牧民族建立了庞大政权，第一次从马背上走下去学习治理一个国家，然而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蒙古人治理国家的成绩没有及格。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蒙古人迅速衰败的原因在于自身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缺失。普希金曾经不乏蔑视的称蒙古人为“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人”，因此，每征服一个地区，享用完掠夺来的战利品后，蒙古都难逃被同化的命运。他们没有自己先进的技术、富含凝聚力的信仰和复杂的语言，于是只有接受属国的文化基因。
以忽必烈为例，迁都北京之后，这位蒙古大汗开始在藻井和斗拱下处理政务、开始采用儒家的礼仪进行朝议，“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中国式的皇帝”。另外一点，蒙古贵族之间总是争斗频发，还是以忽必烈为例，尽管被尊为大汗，但是他只是各个汗国之间名义上的君主，“他的权力仅限于中国”。弟弟阿里不哥与他争夺皇位，弟弟海都与他争夺皇位，旭烈兀与他分庭抗礼……综上所述，不断地被同化，不断地宫廷斗争，预示着蒙古侵略扩张的性质以及行将衰败的命运。
忽必烈算是汉化程度高，较开明的君主了就此，笔者得出初步结论，蒙古帝国征服扩张过程的性质为：蒙古游牧贵族为掠夺其他地区生产生活资料于13世纪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和军事行动的总和，是蒙古贵族为满足自身欲望的侵略行径。
蒙古扩张征服对中国的影响
在蒙古帝国征服的所有地区之中，多数地区如中国和中东，文明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沉淀因而显得难以动摇。只有西欧部分地方的文化传统被重新建构（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近代以来西方世界能够率先从封建制度中走出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把主要的精力和视角放在蒙古征服扩张对欧洲的影响，对其它地区的影响选择中国举例说明。
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中国继承汗位，并且几乎完全按照中国式的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年忽必烈选用了一个极富东方哲学内涵的汉字“元”作为国号，是为中国历史上的元朝。这一时期，大都是蒙古帝国和世界的中心。在元帝国内，蒙古人施行种族歧视的制度，全国人口被分成四等，以此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个种族的权利差距在不同统治者当政时期有所不同，不过针对汉族人的阶级压迫总体上来说十分严重。虽然起初蒙古人蔑视中国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政治作风，不过元朝中后期之后，蒙古统治者也逐渐沾染恶习，腐败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汉族王朝。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崩溃、军备废弛，使得这个曾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迅速垮台。
蒙元的四等人制，可以看出南人地位最低政治
首先来说，忽必烈即位之初便有幕僚提出应该重新建构政治制度以适应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提出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考辽金之遗制”的政治原则。但是在实际制定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却是对宋或金的照搬照抄，独创的宏观基础制度较为缺乏，但是这段时期在中国政治史上影响不可谓不大，以下举几个例子说明。
在元朝统治的伊始，一个显著的影响便是，由于蒙古人游牧民族的战争和生产生活方式所致，在蒙古诸部落存在着大量从事各种劳动的奴隶；入主中原后使得封建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的奴隶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畸形”的，并非历史主流，所以中国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封建的不变、又在此基础上使得佃农的人身依附程度和被剥削程度大大增强了。
蒙古人采用“汉法”与“国俗”并举的政治制度，与汉族政治制度乃至辽、金、西夏等王朝的政治制度相比较有其特色。开创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建立、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先河,对后世尤其是清王朝政治制度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并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行省制度的建立影响至今，刻意将自然地理边界打破来造成犬牙交错的局面以防止割据局面的出现，体现出蒙古人高明的政治智慧。除此之外，宣政院和帝师制度的设置为后世乃至今天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蒙元的独特制度创造还有许多，与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联系紧密。不过大都从细微之处着眼。比如较为有名的怯薛制度。怯薛是蒙语的音译，意思为轮流在宫廷值宿守卫。还有从忽必烈朝便流传下来的两都巡幸制，具体是指皇帝每年在大都到上都之间往返。上都建立在北方草原，实行两都巡幸制的目的不仅是皇帝为了追求习惯的生活环境，更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和对其他蒙古部落凝聚力的彰显。
其他的特色制度还有扎鲁忽赤制度。扎鲁忽赤的职能主要是断事问法,一般情况下,为元朝中央司法机构实际掌权者,负责具体审办案件。投下制度是蒙古时期的一种贵族特权制度；投下，意为分地、采邑，又引申为拥有分地、采邑的诸王贵族。达鲁花赤，由成吉思汗设立，广泛通行于大蒙古国和元朝，“达鲁花赤”即检察官。是为了保证对各被征服地区的控制,又无力单独进行统治,在委任当地官员治理之后,都派出达鲁花赤监临,掌握最后的裁定权力。
达鲁花赤官牌不得不提的还有僧官制度，蒙古帝国疆域广大,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吐蕃被纳入帝国版图,区别于历代僧官体制的建制,元代在中央的少数民族地区或宗教地区管理机构包括：特设总制院、释教总统所、宣政院、功德使司；地方上有路府州县的僧司衙门机构、行宣政院、诸路释教总统所等，特殊时期还设置有广教总管府、头陀禅录司、崇教所等。僧人和俗人都可以在其中任职。这些制度创新都为后世提供了新鲜和难得的范例。
经济
元朝前期军事行动的大破坏、元朝中后期统治者的日益奢靡无度，都导致正常的经济秩序也遭到严重破坏。“贩运的商品多是供应贵族享乐的一些奢侈品，万方商贾云集，买卖的多是珊瑚、珠宝、翡翠、玳瑁、犀象制品等。只有江南的都市，和海外各国进行贸易，还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是，元代的经济思想尽管比较匮乏，但首度实现了纸币在全国范围内的通行,并成就了一套世界上最早且较为完善的货币管理制度。中统钞以钱为识,以银为本,规定了百分之百的准备金,行钞之初管理得当、价值稳定、深得人心。历史记载“初行中统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税赋并听收受”“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
纸币的铸造之“便”却被统治者利用成为滥发敛财、填补赤字的工具,当时学者记载：“中统建元,钞法初立,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交钞一贯买绢一匹,钞五六十文买丝一两,米石钞六七佰文,麦石钞五六佰文,布一端钞四五佰文。近年以来价增六七倍,渐至十倍,以至诸物及佣工之价值亦莫不然”这不仅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进而促发恶性通货膨胀,并加速了元代的覆灭。这也为后世中国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明代初期政府在发行纸币的问题上慎之又慎，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元朝经济实验的影响。
明代早期对于发行纸币很慎重此外，元代的一些特殊社会元素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元素。余秋雨先生曾经在《中国文脉》中不无伤感地提到，中国的古典艺术中戏剧缺失的遗憾。文王没有看过戏，孔子没有看过戏，杜甫也没有看过戏。然而，元代最为璀璨的文化之花，杂剧的出现给这个古老文明注入了新鲜的体液。而这方面的深远的影响也同样体现在经济方面。元代酒楼是杂剧清唱演出的重要表演场所,其以酒宴住宿业务为主,歌唱娱乐表演业务为其助兴,消费高昂，构成市民经济的重要组成，也促成了后世经济体系的完善和丰富。
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受佛教影响巨大，僧人依法免除赋役。元代高额的赋税迫使许多人投奔寺院而成为僧尼。这样一来，“宗教性的组织却成了社会性的组合。”僧道中的上层人物与世俗贵族一样，占有数目可观的地产和财富，最终变成了元代的地主阶级。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作为古代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地税来源的土地被寺院大量控制也触及了元统治者的底线，也就必然引发其对寺院的限制。元朝历史上寺院经济的空前发展也对后世统治者在有关宗教和经济关系的处理问题上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游牧民族的统治时期，元代中国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当然不可忽略。元代诗人黄溍的《檐子洼》一诗提到：“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展现了当时辽畜牧业稳定发展,规模庞大的生动图景。元代畜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乃至交通运输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元朝政府的畜牧业政策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首先，元代统治者严格保护牲畜，这件事情从部落时期一直贯彻到帝国建立。《元史·刑法志》记载:“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岁正月五日,各禁宰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此外，元朝政府还对畜牧业实行减税政策、确保畜牧业生产经营措施并且重视和保护牧地。
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还体现在草原时期的分封制、草原家产制,以及以此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蒙元时期独特的斡耳朵制度。元代斡耳朵作为独立的经济集团,掌握经济权利以及财产,这些人口、财产以及产业则通过各种经济机构有条不紊的进行管理。由于元代斡耳朵不仅继承了前任皇帝的财产,更通过分封五户丝、江南户钞、岁赐和经营产业等其他途径获得大量的资产,经济势力逐渐增大,对整个元朝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经济实力带来政治资本，元末后妃干政的现象十分严重，对后世统治者管理皇室经济起到借鉴作用。
最后，由于实现了版图上的统一，中央同边疆各民族地区关系更加密切,从而使各民族各地区处于元王朝的统一管辖之下。由于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秩序安定、工农业产品的发展，各民族、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较为频繁。内地与各民族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都大大繁荣，也为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思想文化
年6月1日上午10时，“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台北故宫晶华三楼宴会厅举行，分隔年之后，元代美术作品的巅峰之作终于与世界再次重逢。黄公望在知晓天命之际回归自然和内心，一笔一笔记录了眼前超然的、美丽的万物。可以说，《富春山居图》总让人不禁重新审视元代的文化领域，究竟是怎么样的文化气氛，能够让“蛮族”的帝国又如此富有人情和温度。
那就先说元曲。上文引述余秋雨先生曾经叹息中国戏曲在整座艺术大厦中的缺席，到了元代，“缺席”终于可以换成“迟到”，戏曲是元代文化的灵魂。戏剧艺术不是元朝才有，但是元朝才有了完整成熟的戏剧。元代产生戏曲的原因何在呢？
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一点便是，由于蒙古人种族歧视的“四等人”制度的存在，大批汉族士人在科举考试中无法再顺利求取功名，就促使了一部分人以撰写小说最后写剧本为生计。第二点在于当时的人文环境。宋代以来，北方大城市的城市经济生活空前繁荣，为远道而来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即元曲，提供了坚实的受众基础。第三，元代辽阔的统治疆域也确保了各个民族之间文化领域的大荟萃、大交融，经过不断的互相借鉴学习，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才最终面世。
最有名的便是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等一批优秀作者，以及《窦娥冤》《倩女离魂》《梧桐雨》《汉宫秋》等一批优秀的作品。各个剧种的剧中人物大部分由生、旦、净、丑等不同脸变化的角色行当充任。形式上,元杂剧用四大套数安排故事情节,不连贯处,则用楔子结合,形成了一本四折一楔的格式,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结尾用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概括全剧的内容,叫“题目正名”。表演上着重运用以生活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程式性动作,和虚拟性的空间处理。
元曲四大家之首，关汉卿戏曲文化绝不只是艺术领域的一次巨大进步，它的兴起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远比一般认为的大得多。戏剧作为最贴近百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后世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不仅是古代中国民众了解历史文化的重要渠道，也是封建道德教化的重要平台，在历史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整体来说，元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政策较为宽松，对中国地区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较为尊重。思想上的兼收并用体现在，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即所谓的“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蒙古统治者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以程朱理学为讲授的主要对象，培养出一批理学家，使得理学得以“北传”。蒙古人还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且推崇理学为官方哲学，某种程度上，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对待儒学的态度可以类比在中东或中亚对待伊斯兰教和其他被政府地区宗教的态度。
文学方面，以元曲与小说为主，也十分注重史学研究，不过诗词成就较少，内容较为贫乏，但也零星出现过几位优秀的文学家。蒙元帝国宗教方面“呈现多元化，各类佛教（含汉传佛教与喇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东西方的商旅、教士亦来往频繁，自西方传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含景教和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
许多学者认为，元代文化有其重要而独特的文化心理。元代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传统文化中重整体、轻视乃至泯灭个体的思维方式开始发生裂变，前中期封建社会以‘静’为核心审美心理开始朝着动态的方向演化，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审美心理的主要格调，明清具有近世因素的、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文化心理实滥觞于元代。”换句话说，元代的出现为原本略显厚重严肃的多了几分活力的色彩。但是，这种动态化的影响只能说是“传统文化心理内部的一种调整”，并非扭转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和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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