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神圣至上”的皇帝观念。春秋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哲人们共同培植了关于“圣王救世”和大一统理论。秦始皇虽然没有留下鸿篇巨著，也说不上是政治理论家，但他与谋臣所张扬的皇帝观念可以说是诸子政治文化在这方面的集大成。秦始皇神圣至上的皇帝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秦始皇开创了以“道”论证帝王统治合理性的先河，并为后世帝王继承。春秋战国思想观念较之以前最大变化就是，从崇天向崇道的转变，“得道者得天下”成为社会公理。秦始皇及其谋士对战争胜利的认识是文化和道德的胜利，《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总结记胜利的原因就有“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和“原道至明”等论证性语言。
第二、秦始皇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崇圣精神，在“圣者为王”的思潮下，开创了“圣”与王相结合的理念实践。他追求自以为的圣业，伟大的胜利使他顺利成章的称“圣”。所以他立的是“圣法”，做的是“圣事”，教化的是“圣教”，施与的是“圣恩”，制度是“圣制”。被后世一直继承下来。
第三、秦始皇也是第一个以“龙”自居的帝王。此后“龙种”与天子一样成为帝王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兵马俑彰显秦始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皇帝观念的历史评价：秦始皇是“体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龙”，这一切表现于社会，便是主宰一切，秦始皇时中国历史上把这种权力观念付诸实践的最为有力的帝王。例如：出土的秦兵马俑气势磅礴，秦人尚武，彰显秦始皇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汉初诸子对帝国政治的设计。赫赫的秦帝国是一个短命儿，却留下了值得多方面总结的课题。汉初诸子从不同的角度，对秦朝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再认识。当时认识环境仍比较自由，因此又一次形成了诸子相争的局面。
陆贾论从“马上”到“诗书”政治的转变。陆贾，汉初政治家、辞赋家，楚人。曾从汉高祖定天下，出使诸侯为说客。官至太中大夫。汉初，向高祖刘邦称道“诗书”，刘邦很反感的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史记》本传），著有十二篇《新语》，以为不能靠武力维持政权，因而提倡儒家“行仁义，法先圣”之说，并辅以黄老“无为而治”术，以巩固政权。其“夫道莫大于无为”，“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新语·无为》）之说，对刘邦和汉初政治产生影响。
信奉黄老思想的吕后汉初的无为政治和黄老思想。黄老思想在汉初居于显赫的地位。《淮南子》，亦名《淮南鸿烈》，是黄老思想和无为政治的代表。汉初几位皇帝和主政的吕后、窦太后以及一批大臣都奉行无为政治。汉初把黄老揉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汉初黄老之学，促进了政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统治阶级本身力虽口益强大以及社会矛盾口益尖锐，统治者必然要求强化和集中权力，不可能长期安于“清静无为”的自由放任状态。于是，西汉初期一度盛行的黄老之学，到了两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也就随着国家由弱到强的转变，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最后让位于为汉武帝“有为”政治服务的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体系。
贾谊贾谊论攻守之术和治安策。贾谊是著名的政论家，在《过秦论》中集中探讨了秦由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认为秦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攻、守之势的变化。攻的原则强调的是强和力。守的原则则是行仁义，以民为本，使民归心。《治安策》则提出痛哭者一，即诸侯的坐大。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又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流涕者二，指匈奴侵边和农民背本趋末，力主抗击匈奴族的攻掠和重农抑商。长太息者六，现在仅见两条，一为奢侈失礼，二是官吏不知礼义等级之分，提出使民尚俭，强化等级和正名号等主张。
晁错的耕战与法治思想。晁错，颖川（今河南禹州）人。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体现出耕战和法治的思想。
董仲舒独尊儒术。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以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诏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贤良身份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尊君的政治思想。《春秋繁露》是其代表著作。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容。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面对灾异而不思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象“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改制并不影响天道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内容。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一统，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的所谓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在他看来，天道之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完备的堤防。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历史评价。董仲舒的学说，基本上是借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这种新的儒家学说，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他的更化和任德的主张，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但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维护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皇权的统治工具。
经今古文之争后，经学是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经学的起源，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先秦时代的子夏和荀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后，经学昌盛起来。汉初，儒家经典只能靠那些仅存下来的学者们背诵记录，再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下来。后来在孔子旧宅与河间献王等处，又陆续得到许多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儒家经典，字体是用秦统一时的篆书抄写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原来用隶书字体写的便称为今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是字体和篇章的不同，而且对经学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古文经学则看重章句训诂，把儒学经典视为古代历史资料，包括许多应该效法的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两派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今文经出现较早，陆续被立为学官。古文经晚出，遭到今文经派的排斥，长期不得立为学官。学派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交织在一起。
董仲舒在宣扬他的主张时，大讲符瑞灾异，以此为发端，到西汉末年出现了谶纬之学。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并大力宣扬谶纬迷信，以谶纬解经的现象日益普遍，从而使经学不断谶纬化，进而形成谶纬之学。
《河图》、《洛书》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其思想实质属于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天人感应论范畴。谶书中附有很多古怪的图画，故谶书也称图书、图谶，最早的谶书是《河图》、《洛书》。纬是相对于经而得名的，是托名孔子以诡语解经的书。出于经学神学化和神化现实统治者的需要，纬书中编造了大量的谶言，使谶言成为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和《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为《七经纬》。又与《论语纬》、《河图》、《洛书》等合称为“谶纬”。西汉成、哀之际，谶纬流行。当时的儒生都以“纬”为内学，以“经”为外学。东汉初年，谶纬主要有81篇。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谶纬的内容有的解经，有的述史，除了包含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数、地理等)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荒诞之词，便于人们穿凿附会作出任意的解释。
刘秀建国后，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发诏班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学的地位。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名《白虎通义》、《白虎通》)一书。参加会议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的代表，求同存异，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结合。《白虎通》的出现，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对谶纬化经学的怀疑与社会批判：王充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在谶纬神学泛滥的同时，也兴起一股反谶纬的批判思潮。在反谶纬神学的思潮中，卓越的思想家王充著《论衡》85篇，以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批驳了谶纬的虚妄。
王充唯物论思想的内容。王充继承了道家的自然学说，借鉴庄子“通天下一气”的气化论，进而对自然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王充认为人的精神依存于形体，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根据这种道理，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极力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符瑞之说，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也不能随行而应人，社会人间的一切根本就不是天的有意安排。
王充唯物论思想的评价。王充等人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对风行一时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批判，这对遏止儒学的进一步神学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勇于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也激励了后代思想家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旗帜下，不断回击来自神学迷信的挑战，因而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当然，王充的唯物论是朴素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所以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不得不用天命来解释社会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夭寿，由此陷入宿命论。这是王充等人的重大思想缺陷。
佛教传入与早期发展。佛教产生于印度，是释迦牟尼创立的宗教。佛教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后来渐次传入内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年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西汉哀帝时期。史称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浮屠”是“佛陀(佛)”的早期音译，这可以看作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传说东汉明帝曾派使者赴大月氏求佛法，写成佛经42章，即所谓《四十二章经》。此时，楚王国内已经有优蒲塞(即优婆塞———男居士)与桑门(沙门)，说明佛教已在中国内地传播。
洛阳白马寺关于《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记载的“白马驮经”故事。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汉明帝刘庄派遣蔡愔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远征西域求法。使团到达大月氏国后，抄得佛经42章，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此地遇见高僧迦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二师来汉地传播佛教。二师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最早的信徒多为王公贵族。人们往往将佛教与黄老并举，将黄老与浮屠并祀。汉桓帝为延年祈福，不仅祭祀黄老，而且祭祀浮屠。据大臣襄楷所言，当时的人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与黄老道术相似，因此浮屠与老子往往并祭，而且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闻。
东汉时期的佛教活动主要以翻译经典为主，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统计，汉末桓、灵之际共译出佛经53部73卷。当时译经的特点是以西域僧人为主，他们带来什么就译什么，故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其中，安世高主要在北方传译小乘阿毗昙学和禅学经典，支娄迦谶主要在南方传译大乘般若学经典，形成了南北方不同的两大体系。初平四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用复免徭役的办法招致信徒，远近前后至者余户，这是我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开始。
张道陵道教的萌芽：早期道教的形成。东汉后期，民间流行的巫术、神仙方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又杂糅了谶纬及阴阳五行思想，逐渐形成了早期的道教思想和反映这种思想的著作。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之所以形成于汉末，同汉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关系紧密，例如：东汉张道陵开创“天师道”，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又称为五斗米道。
道教产生的原因。先秦以来的鬼神信仰、天命理论、神仙家言等思想流源能否汇合为道教之河，仅仅存在着可能性，是汉代“神道设教”的统治需要和学术发展的宗教化倾向为道教的最后形成铺就了温床。刘汉政权“神道设教”、大肆造神活动的动机有二:一是汉得天下的合理性要求；二是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汉代统治者重新拿起“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武器，企图借助鬼神的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时众祠遍地，群神并立，为产生本土宗教和接受外来宗教造就了适宜的土壤。
学术文化的发展总是以时代的主题、社会的需要为方向，不可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引导。在汉代“神道设教”的氛围中，整个学术文化发展的突出特征就是宗教化。儒学神化肇端于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最富有宗教气味的是他的天人感应论、灾异谴告说和祈雨止雨之法。这一充斥阴阳灾变、天命迷信的学说不仅把儒学引向妖妄化、谶纬化，而且也为其他学派的生存与发展定下了宗教化基调。
儒学的谶纬化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提倡而恶性发展，以致假托神意制造政治预言的谶语和以神意解释儒家经典的纬书层出不穷。谶纬之学包含的神学思想极多，诸如天人感应、星象巫术、善恶报应、呼神却鬼等等。这些鬼神观念和神仙思想不只为道教的萌芽创造了适宜的土壤，同时也为道教典籍的编造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料。道家后学在汉代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黄老学术派、黄老治术派和黄老方术派。黄老方术派最初并非黄老之学的主流，它不过是重视贵神养生、祛病延年而已。
儒学独尊以后，黄老道家的生存空间从无所不包的官方哲学，被挤压到神仙方术的狭窄天地，遂借助两汉神仙祠祀的盛行，符图谶纬的传布，而与方术仙道逐渐合流，把黄老养生演变为纯粹的神道———黄老道。在黄老道日益盛行的情况下，早期道教结社也打着黄老道的旗号在社会上传教布道，如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祀黄老道;张陵、张鲁的天师道也世传《老子想尔注》，令教徒诵习。由此可见，黄老道的形成和传布，是道教酝酿、发育接近成熟的重要阶段。
道教的最后创立，首先由黄老道家用修道长生的观点注疏《老子》，将道家思想过渡为道教理论，成书于汉代的《老子河上公注》，是道家理论通向道教理论的过渡性著作。与此同时，西汉末年，还出现了一部由齐人甘忠可造作的道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道教学者认为此书就是东汉末年问世的《太平清领书》的祖本。东汉顺帝时期，琅琊人宫崇献给朝廷一部神书，称《太平清领书》，计有卷。李贤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说明《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嗣后，以《太平清领书》或其祖本为教典创立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标志着中国早期道教的形成。
太平道后来，巨鹿人张角奉《太平清领书》在冀州传教，号为“太平道”，组织并发动了黄巾大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此而销声匿迹。在太平道形成和传布的同时，还出现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顺帝时，沛国人张陵(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张天师、正一真人等)学道于蜀地鹄鸣山中，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招致信徒。其书内容无载。黄巾起义爆发后，张鲁为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保据汉中20余年，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建安二十年()，曹操灭张鲁。此后五斗米道继续流传，并由流入北方和江南的道徒向全国传播。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文学艺术。秦汉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赋是散文、韵文并用，体物言志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又有诗歌的节奏韵律。赋直接从骚体演变而来，也受到战国诸子散文的明显影响。两汉时期许多文人作赋，涌现出一大批写赋的高手，著名的如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刘向、扬雄、班固、王充、张衡等，作品数量相当多，到汉成帝时就曾收集了多篇，《全后汉文》则收录了人的卷作品。
两汉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像贾谊、晁错、司马迁、司马相如、董仲舒、刘向、扬雄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们的作品多半是评论时政的奏议，有许多又是历史和哲学的结合。著名的代表作品如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等，都是上乘之作。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史记》不仅是一部开创性的史学名著，而且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故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孔雀东南飞汉代的乐府民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乐府是政府掌管音乐歌舞的机构，其设置当在西汉初年，汉武帝时达到极盛。其时，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负责编制庙堂乐歌，歌词主要由文人写作，由乐人制音配曲。同时，乐府还广泛到民间采风配乐。我国自古就有民间音乐的传统和特色，战国以后，俗乐压倒了雅乐，汉高祖“好楚声”，指的就是民间音乐。乐府采集的民歌，大都经过润色配乐。建安年间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辞一类，是汉代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由于民歌富有生命力，也使汉代音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两汉时期在改进和发展先秦乐器的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新乐器，如箜篌、筝、笛、琵琶等。
车马出行图秦汉时期绘画艺术很发达，大致包括宫廷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木刻画、工艺装饰画等门类。宫廷寺观壁画多已不见实迹，但秦宫遗址残存壁画(如《车马出行图》、《仪仗人物图》等)，已经让今人叹为观止。汉代墓室壁画至今已发现30余处，其中以平陆、望都、辽阳等处的东汉彩色壁画艺术价值最高。其中帛画是画在绢帛上的卷轴画，两汉时期非常盛行。马王堆汉墓帛画，包含了古代神话传说的内容，表现了汉人追求升天成仙，永生不朽的观念。描绘细致，色彩绚丽，是古代帛画中的稀有珍品。东汉时期，官僚地主常在坟墓或祠堂的建筑材料(石、砖)上，施以阴线或阳线的雕刻，一般称之为画像石、砖。汉代的画像石、砖比起同时期的壁画、帛画等艺术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大都完好无损。现存的画像石以今山东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和沂南的石刻画像最为著名。
秦汉的雕塑艺术在陶雕、石雕、木雕、青铜雕像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陶塑雕像多为陶俑艺术，大致分为兵马俑、奴婢和伎乐俑、动物俑三类。尤其是秦陵兵马俑整体的雄伟气势震撼人心，个体形象的塑造极为成功，写实水平无与伦比。东汉成都的说唱俑和洛阳的杂技俑造型生动，是汉代艺术珍品。
司马迁写《史记》史学的发展。两汉时期，史家继承先秦史官文化传统，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发展的要求，整理古今历史，撰写出一批流芳千古的史学名著。其中，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成绩最大。《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卷。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纪传体通史著作。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班固自幼聪颖，自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撰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七年(82)完成。班固死后，《汉书》还有八表及《天文志》没有写完，和帝又令其妹班昭续作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记载西汉王朝历史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
蔡伦改良造纸术汉代在造纸术、天文学、数学、传统医学上的科学技术贡献显著，至今影响着后世。自古以来都是把字写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编成册，那种用来写字的丝绸叫做纸。丝绸很贵而竹简又太笨重，并且不便于人们使用。东汉蔡伦于是想出一种方法，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造成纸。元兴（汉和帝年号）元年上奏皇帝，皇帝夸赞他的才能，从此都采用他造的纸，所以天下都说“蔡侯纸”。
地动仪天文学的发展，包括宇宙观、观测仪器和天象记录三个方面。随着我国古代科学家对天体结构认识的不断深入，到两汉时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宣夜说；二是盖天说；三是浑天说。汉代史官观测天象的浑天仪，就是根据浑天说设计而成。浑天说的代表人物，是东汉的太史令张衡。张衡还鉴于东汉地震频繁，还创造了地动仪，以测定地震的方位，年曾准确地测出了在甘肃发生的强震，被当时人视为神奇。
汉代关于天象的记录非常丰富，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有关太阳黑子记录，是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载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张衡还开始思考而且开始思考日月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天文学的发展为历法的确立与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的历法取得了重要成就。秦和汉初沿用《颛顼历》，但《颛顼历》年代久远，日月差数无法校正。汉武帝时司马迁、落下闳、唐都、邓平等人改《颛顼历》而做《太初历》，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并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
《太初历》是我国历法发展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进步。汉成帝时刘歆又采用《太初历》的数据，作《三统历》，规定一年为又分之日。一月为29又81分之43日，19年中置7个闰月。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东汉晚期的刘洪创立了乾象历。东汉早期人们发现了月亮的视运动不均匀，即每天月亮的行度都不一样，刘洪采用了数学的内插法，提高了推算日月合朔和日月食发生时刻的准确性。
《周髀算经》是一部成书于西汉初年的数学著作。此书主要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解释天文学中的盖天说，它记载了用竿标测日影以求日高的方法，从而认识了勾股定理。《周髀算经》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以及非常复杂的分数运算，这些主要是解决古“四分历”的计算问题。可以说《周髀算经》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汉代最重要的数学著作是《九章算术》。此书出于众人之手。经过长期补充和修改而成，最后定型当在东汉和帝时期。它从土地的测量与计算、粟米交换、比例分配、仓库体积、土方计算、赋税摊派等问题中，选出个例题，按解题的方法和应用的范围分为九章。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中，应用了分数四则方法、比例计算方法、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其中，分数四则和比例的算法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的运算则为世界数学史上首见。《九章算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以算筹为工具的数学体系的形成，开启了中国数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它在世界数学史上，可以和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相提并论。
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体系，是在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中医主要是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生理和病理现象，并用这种理论进行辩证的治疗。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考古发现中有不少汉代医药方面的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医书”就包括15种古佚医书。药物方剂虽然在战国时代已经发明，但当时一般仍以针石等外滞疗法为主。到西汉时，以方治病才成为主要手段。东汉时还设有专门管理医方的机构“方丞”，可见中医以方治病的特点在汉代就完全形成了。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华佗，是当时病理、医术造诣最高的医生。张仲景写成中医学史上的奠基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人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种)。此书共16卷，总结了中医诊断和治疗两个方面的经验，被视为中医的经典著作。因此，后人称张仲景为“医圣”。
华佗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是一位善于用针灸汤药为人治病的名医。发明用酒调服“麻沸散”，进行麻醉，然后施行手术。手术前用麻沸散作麻醉，在世界外科麻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华佗曾为许多人作过手术，也治好过不少人的疑难疾病，因此被时人尊为“神医”。华佗认为人体必须经常活动，才能饮食消化，血脉流通，少生疾病，因此创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的运动姿态以导引养生。在药物学方面，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即药物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