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母帡幪教堂俯瞰科托尔古城（作者摄）
到达小城科托尔是晚上八点。古城里一片漆黑，商店和餐厅都已经关门了。我的心情糟透了——并不是因为饥饿。在从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乘巴士到这里之前，我在出发的车站附设的餐厅吃了一份很一般的千层面，而这在我短暂的波德戈里察经历中，已经可以算是为数不多的亮点——没错儿，坏事儿都发生在波德戈里察。
清早，我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出发，这是我巴尔干之行的第11天。我的住处在市中心，离著名的“地拉那金字塔”很近，与前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恩维尔·霍查（EnverHoxha）的故居只有一街之隔。从那里出发，沿着城市的中轴线民族烈士大道（BulevardiD?shmor?teKombit）走到斯坎德培广场（SheshiSk?nderbej），再朝着国家博物馆的方向，沿着都拉斯大街（RrugaeDurr?sit）走到索古一世广场的环岛路口，在路口的西南边，就是地拉那的国际汽车站。前一晚下了整夜的雨，所以这天早上地拉那的天气很好。一路走来，虽然大部分建筑都建成于50至30年前，但因为持续有人居住的关系，所以楼况维持得很不错，街道也被大雨冲洗得十分干净。
著名的“地拉那金字塔”，原恩维尔·霍查纪念馆。恩维尔·霍查自年至年担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作者摄）
国际汽车站是临时搭建的，位于阿斯兰·鲁西体育宫（PallatiSportitAsllanRusi）的后院。根据旅馆老板的说法，新的汽车站还在修建当中。要想搭乘从阿国前往巴尔干乃至中西欧各地的长途汽车，都得到这个临时的汽车站。体育宫一楼临街的部分也被改建成了各大客运公司的营业窗口。在排队等待前往波德戈里察的队伍里，先后有三个人来和我搭话。前两个人是和我住在同间旅馆的葡萄牙人。他们和我的线路相似，从地拉那到波德戈里察，再到克罗地亚去，不过他们今晚要在波德戈里察过夜。第三个人是一位阿尔巴尼亚老头，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讲：“你是中国人吗？”说的是汉语。
这是我离开慕尼黑之后遇到的第三个和我说汉语的人。前两个是在斯科普里的旅馆里，是两个从北京来巴尔干结伴旅行的哥们儿，其中一个还是北大毕业的学长（我从他那里知道了马院原来还招收本科生）；而这位阿尔巴尼亚老人则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阿尔巴尼亚公派留学生，在上海的纺织学院（现在的东华大学）学习，后来回国成为公务人员，现已退休多年。不过凭借汉语和其他外语能力，他现在为中国的各类“巴尔干多国游”担任地接。这次他从地拉那家中出发，途径波德戈里察，要到贝尔格莱德接团去。“听说他们是贵州那边来的人，”他说。
地拉那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阿尔巴尼亚国家博物馆在雨中的石板上反射出倒影（作者摄）
上车之后，我便进入补眠模式。虽然一路上交谈不多，但我与在地拉那遇到的这三个人都颇为有缘。过了些天，我在杜布罗夫尼克的海滩上又遇到了这两位葡萄牙小哥，而再过了几天，有在波黑的莫斯塔尔老城里遇到了这位阿尔巴尼亚的老先生。这趟巴士绕了远路。它先向西到阿尔巴尼亚的海港城市都拉斯，到了那里之后接上几位客人，原路返回后，再从地拉那一路向北，到达阿尔巴尼亚的北部边城斯库台。阿尔巴尼亚和黑山之间的边境检查站就在斯库台湖边一隅。从上交护照到检查完毕大概只用了二十分钟，阿尔巴尼亚一方甚至连出境章都懒得盖——而又因为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之间不设边境检查的关系，因此，我的护照上完全没有留下到过阿尔巴尼亚的痕迹。在科索沃和黑山的入境章之间是一页空白。
波德戈里察距离阿尔巴尼亚边境只有20公里。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全程多公里的路程开了半天，即使以巴尔干标准来衡量，这速度也是慢得可以。从波德戈里察转车去科托尔还要再一个半小时。我算了一下，中间的时间差刚好可以去城中转上一圈，看看年轻的黑山共和国的首都风景。坏运气就从这里开始。
奥斯曼土耳其时期的钟楼是波德戈里察老城的入口和标志（作者摄）
就在我信誓旦旦地认为（北）马其顿的斯科普里是巴尔干最无聊的首都的时候（甚至比起科索沃的首都普里什蒂那，那儿虽然混乱但生机勃勃），波德戈里察刷新了我对于无聊的认知——星期六的下午，街上居然没有行人，开着门的店铺也少之又少。在南斯拉夫联邦时期，这里叫做铁托格莱德，即铁托之城。尽管境内有早至希腊罗马时期的遗迹，但波德戈里察真正发展成为有规模的市镇，则晚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公元前15世纪，波德戈里察成为奥斯曼帝国西北边陲斯库台旗（??kodraSanca??）的一个区（kaza?）。直到今天，老城依旧维持着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风貌，也是波德戈里察的三个部分之一，另外两个部分都叫做“新城”——老城以北，利布尼查河的北岸是行政和商业中心“新城”诺瓦瓦罗什（НоваВарош），其中的“城市”（варош）一词有着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匈牙利语的来源；而在老城以西，莫拉查河的西岸是文教、体育和住宅区“新城”诺维格莱德（НовиГрад），其中的城市（град）则直接来自包括黑山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词汇源流的远近反映出了建设时间的先后。新城诺瓦瓦罗什在二战之前就开始形成规模，而诺威格莱德较之则可称为“新新城”，这里的大部门建筑都建成于南斯拉夫联邦成立至今的几十年里，主要的建筑物包括黑山大学、基督复活大教堂以及黑山国内最大的德尔塔购物中心。
波德戈里察市中心的街头，没有行人（作者摄）
长途汽车站临近老城。我从那里出发，穿行在奥斯曼时期狭窄弯曲街巷里，沿途路过的巴扎竟也寂静无人。当时我只觉得这里死气沉沉，但更可能是波德戈里察市民们预知到了我即将遭遇的厄运，所以闭门不出。老城走到最西头是莫拉查河，跨过联盟大桥，天色就已暗了下来，我已经遥望到了远郊闪烁的雷电和豪雨，但仍心存侥幸。上一次在布拉迪斯拉发遇到这样的天气，裹挟着雷雨的乌云并没有飘到城中。这次，我显然失去了幸运。在我踏入基督复活大教堂的那一刻，大雨升腾起的水雾已经让我无法看清广场的另外一方了。
波德戈里察的基督复活大教堂（作者摄）
虽然没有黑山共和国本身那样年轻，但基督复活大教堂确实是我这一路以来看过最年轻的教堂了。教堂于年开始建造，年完工，作为米兰敕令颁布周年的献礼。尽管是非常晚近的案例，但基督复活大教堂绝对可以在基督教建筑史上画下属于自己的一笔。教堂正面的四方塔楼和拱门明显是对科托尔主教座堂的模仿，四围的三角形山墙和圣坛也表现出了罗曼式的风格，但在中央却耸立着拜占庭式的穹顶。基层所用的白色岩石未经打磨，带着开采时留下的粗粝棱角镶嵌在外墙上，偶尔会发现打磨精细的一块，上面刻画着圣经故事和圣徒形象，这些浮雕出现的偶然程度一度让我觉得它们是街头艺术家对上帝的奉献。在屋顶上，七个十字架不仅风格各异，甚至方向也各不相同。教堂内部的壁画完全是东正教风格的。因为大雨天色昏暗，吊灯并未打开，所以我没能看清其中彩绘的细节。当我试图看清彩绘地砖上所描绘的圣徒的名字时，距离我到科托尔的巴士出发时间已经很近了。
基督复活大教堂的穹顶内部和外墙浮雕（作者摄）
从教堂出来，雨势不但没有减小，反而变得更大了；闪电降下的地点离我似乎也更近了。这两个多小时，在无聊的波德戈里察的旅途是值得的吗？一座光怪陆离的教堂，一个空空荡荡的奥斯曼老城（其中大部分建筑在我看来是二战乃至近些年新建的，只不过街巷和清真寺维持在原来的坐标上）？在回汽车站的路上，我花四欧元在报刊亭买了一把伞，但它在两百米后就被风雨吹断。这把义乌生产的伞，我最后的希望，也在这雨中支离破碎了。我浑身湿透，连袜子和内裤都不能幸免。为了借用餐厅的洗手间来拧干衣服和鞋子里的水，我在汽车站的餐厅里点了一份不好吃的千层面，但吃面的时间显然不够晾干衣服。穿着湿衣服，又经过一个多小时，我到达了科托尔。是的，在晚上八点。
科托尔斯库尔达河中沉没的防卫工事，上面有一件艺术作品和一只鸭子（作者摄）
在科托尔的旅馆房间里，我用电暖气烘干了鞋子、衣服和行李。因为电暖气的存在，我对这间旅馆十分满意。它在科托尔老城里依着山最东侧的巷子上，是用石头混合黏土建的，和科托尔的绝大部分老房子一样，石头的缝隙在屋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推开百叶窗是一个小广场，再远处是教堂和老城的中央广场。黑山是个小国，全国可以用一份天气预报，而第二天的预报还是雷雨。这让我不安，夜里醒了很多次。六点半的时候，我推开窗子，阳光从云的缝隙之间洒落。为了尽可能利用好天气，我毫不犹豫地出门了。
科托尔湾（作者摄）
科托尔古城呈三角形，一侧临科托尔湾、一侧临斯库尔达河、一侧临圣约翰山。城墙也因此呈三角形、围绕着遍铺红瓦的古城。除了三角形的城墙之外，在圣约翰山上还有两圈外城墙，最高处还建有要塞。因为地处幽深的峡湾尾部，科托尔在历史上所面临的敌人很少是来自海上，更多是来自山的另一边——哥特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现存的防御工事和城市建筑兴建于15至17世纪之间，和亚得里亚海东岸许多海滨城市一样，城市建筑和防卫工事都表现出明显的威尼斯风格。因此，除了古城建筑群之外，沿着城墙登上堡垒、俯瞰科托尔城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行程，也更依赖好天气。如果是在早晨八点之前就更好了——我出发的太早，以至于错过了购买门票的机会。
城墙最陡峭的一段，即“科托尔之梯”，还有城墙上的猫猫（作者摄）
一路沿着城墙，在猫的陪伴下逐渐攀升，途径圣母帡幪教堂、科托尔之梯（顾名思义就是一段很长的台阶），就是圣乔治山顶的堡垒了。这里由于植被遮挡的关系，视野并不是最好的，旅游设施也疏于维护。在多处塌陷的钢筋混凝土搭建的观景台上，一面黑山国旗在飘扬。在这里，我没有拍到合适的照片，只是和两个同样晨起登山的俄罗斯人坐在混凝土台子的边上，看科托尔海湾从碧绿到浅蓝的颜色变幻。没多久，背后开始起风。我们向山上望去，乌云已经在汇聚。如果不想在山顶避雨，就必须马上回去。
俄罗斯人选择继续呆在那，而我选择了快速下撤，下楼梯是很快的——如果它们齐整的话。我下到一半，云雨就已追上了我的步伐，还好我及时地赶到了圣母帡幪教堂。这座教堂虽然没有开放，但它的门廊也足够容下我的肉身。
回望圣母帡幪教堂，在半山腰（作者摄）
在圣母帡幪教堂的前厅，和我一同躲雨的猫猫一家（作者摄）
雨来的很快，我已经无法看见山顶我的俄罗斯朋友了。在圣母帡幪教堂的前厅、我的脚下，埋葬着一位神父。在躲雨的这段时间里，我细读了他的墓志：
HICJACET
PETRVSANTONIVSCOMES
DELVCOVICH
CATHARENSIS
NONOBLITVSSVORVMINVITA
NECOBLIVISCENDVS
ABILLIS
INMORTE
MDCCCLX
这里长眠着科托尔的彼得卢斯·安东尼乌斯·卢多维奇伯爵。他一生无悔。他死后将为我们永远铭记。年。
卢多维奇伯爵的墓志，在科托尔圣母帡幪教堂前厅（作者摄）
盯着这方碑铭半个小时之后，雨逐渐停了，我顺利地回到了山下的旅舍，之后的几天都是晴天。我并不是一位近现代历史学家，更不是黑山史的研究者。因此，即便在回到慕尼黑之后，我也没能了解到这位卢多维奇伯爵的身世。但我相信，因为年代并不算太远，如果可以再次到访科托尔，在档案馆和教会资料中仔细考索，一定能找到答案。不过，首先要谢谢你，卢多维奇伯爵，我是真的不想再淋雨了。
年11月20日初稿
年5月23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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