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大发明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其一是造纸术，其二是活字印刷术。这两者的发明，虽然前后相距上千年，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共同指向性，作为传承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和手段，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之大，难以估量。而且当这两项科技遇合在一起时，相互之间又成推波助澜之势：因为有了大量宜于印刷的纸张，活字印刷术也才有了用武之地；也因为有了快速印刷传播的活字成书法，便促成了纸张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因此，可以这样说，当蔡伦在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年），于洛阳以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为原材料，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张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时，就已经注定了近千年后的活字印刷术诞生的必然性。蔡伦与毕昇，虽然身处不同时代，却是世界文化传播史上最耀眼的巨星。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知识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的就是手抄本书籍。手抄本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耗费时间、需要大量的高级劳动力，而且还容易漏抄错抄等。而这样的错误，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时是致命的，真理常常就在一字之差。
印刷术迄今为止，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飞跃：一次发生在差不多一千年前，就是由隋代的雕版印刷到北宋仁宗时由毕异所发展、完善的活字印刷术，可以称之为从木头到泥土的变革；另一次则是发生在20世纪末期，由铅字印刷到激光数码照排，则可以称之为从金属到数码的变革。而这两次变革的走向也是耐人寻味的：前者是发端于中国，向西由蒙古传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向东也先后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而后者，其核心技术则是由西方传播而来的，也就是说，第二次变革，我们并不是原创者。
但是，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的现代印刷术发明家毕昇，关于其生平，迄今却是扑朔迷离的，在煌煌的宋代历史官修书《宋史》中，居然没有一丝半点关于毕昇的记载。毕昇的名字之所以还能够广为今日的我们所知道，多亏有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否则，伟大的毕昇，也许就会湮没无闻了，就像火药或指南针的发明者一样。在沈括的书中，有两段相关的文字，所涉及的人，也有两个，一个叫毕昇，另一个叫毕升，同姓不同名（名同音）。这个叫毕昇的人，本身就是从事印刷行业的，后来成为现代印刷术的创始人，他生活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年），杭州人；而那个叫毕升的人，是一个曾在宫廷中为方士锻金的锻工，生活在宋真宗大中祥符时期（-年）。
庆历年间的毕昇，他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根据沈括的记载，大略是这样的：布衣毕异，先用胶泥刻成薄如铜钱的活单字，在火中焚烧使之变得坚硬；在一块事先备好的铁板上面敷上松脂、蜡油和纸灰，然后再放上一块铁框架，将已经烧好的活单字按文字内容要求依次装排进去，置于火上加热，松脂和蜡在火力的作用下迅速熔化，此时再用一平整的板子将活字压平压齐，待铁板冷却之后，即可用油墨，开板印刷了。印刷结束后，用火加热使松脂和蜡再次熔化，活字即从铁框架中脱落。落下的活字，按严格的音韵顺序装入专用的木格中，下次再用时，可以十分方便地找到。这种活字技术，之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20世纪的铅字印刷，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关于毕昇的身份，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事情，仍然没有明确的说法。毕昇，如果仅仅是一个布衣，他能完成如此超凡的壮举吗？就活字印刷术本身而言，有学者认为，它的实现，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才可能把一个天才的想法变成现实——从烧造活单字、铁板排字到加固印制，这是一套要求十分严格的程序化工作，尤其是要烧造数以万计的活单字，并用音韵分类法进行编排陈列，其工作量相当大，且不是单个普通体力劳动者所能胜任的。《农书》中记载，王祯仅仅是让工匠制成活字，就耗费了两年之久。而摆在毕昇面前的，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不断试验，不断完善，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而这一切，都需要有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据说，在清代，有个叫瞿金生的人，用15个工人，整整花了30年工夫，才最终造出十多万个活单字。虽然毕异一开始并不需要造这样多的字，但是要能完整排版印制出一部作品，怎么也得有上万个活单字才能实现。也许，沈括在关于毕异的记载中，最后一句话对我们了解毕昇的身份有一定帮助。沈括说，毕昇死后，他所发明和烧制的活字或铁板等，一直为跟随他的人所珍藏着。由此，有人甚至大胆地推断说，毕昇可能还是一个出版家呢。但无论毕昇的身份如何的扑朔迷离，他为历史进步做出的贡献是确确实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