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会写一本书，讲述我和北京三高，和中国足球的故事。开篇，我会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一个在中国执教了15年的前南教练的儿子，一个最早在中国从事足球青训的洋二代，我出生于塞尔维亚，而我的家在中国，我是MARKOTOMIC。
（MARKO一家）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年6月15日，我在北京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工作整整4年。这也是我在中国定居的第14个年头。而昨天我刚刚庆祝34岁生日。
暮春夏初，似乎是一个告别的季节。我的父亲、守门员教练托米奇在4月下旬辞世。我尚未从悲伤里走出，一周前，我和亲密相处了4年之久的孩子们说再见，他们将步入大学和足球俱乐部。数不清的散伙饭上，我和男孩们一杯杯的干掉果汁饮料，如果那是酒，我醉了不知多少次。
（MARKO和队员庆祝毕业）
从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来到北京，就像乡下人进了大城市，马其顿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半的北京那么大。15年前，我和孩子们差不多的年纪，在北京度过一个月的假期，我就是那个刚进城、看什么都新鲜的老乡。
如果说欧洲城市仿若宁静安详的老者，北京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长安街上奔腾不息的车流，大街小巷里穿行的自行车，铺天盖地的灰尘来自于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整个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工地，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汇入车流人流，我和出租司机一起唱着“啊朋友再见”。过去十几年，我与出租司机的共同语言从铁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到米卢、老彼德、福拉多，每每提起我在国安执教的父亲托米奇，球迷司机竟然为我免费。如今，我们的话题延伸到斯托伊科维奇和我的朋友、网坛巨星德约科维奇。
年夏天，我和北京一见钟情。从斯科普里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年，我搬到北京。彼时，父亲已经在国安俱乐部执教了3年。他扔给我和弟弟块人民币，去吧，去秀水街买运动鞋。
十几年前的秀水是名副其实的一条街，店铺林立，人潮拥挤，肤色各异、口音天南海北的游客疯狂扫货。同样的假名牌，操着一口北京英语的老板娘找弟弟要，找我却要。百思不得其解，她打着手势，哥哥个子高鞋子大，所以多付钱。
难道中国人卖东西都是这样计算的？一头雾水的我买牛仔裤又比弟弟多花了钱。不久之后，才知道上当受骗。试想如此算计，姚明这样的大个子岂不是吃了大亏？
13年前的北京工体，我在震耳欲聋的“傻*”声中，为中国队输给日本惋惜不已。中国队的每场比赛我都没有错过，和旁边人一起高喊“中国队牛*”的我尚未意识到，和中国足球的缘分注定从此时此刻开启。
那一年的中国足球充满戏剧性的转折，从亚洲杯亚军到年底的世界杯预选赛被淘汰出局，胜利的喜悦来不及被品尝，随即化作了失败的苦涩。
联想我自己的足球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至今，仍然会在梦里重温儿时和父亲踢球的时光——来吧，小子，射门，他高大的身躯伫立在球门里，他是小人国里的格列佛，而我只是一个小人，起脚，劲射，他轻轻抬了抬手臂，足球飞远了。
我有多么绝望，射门的欲望就有多么强烈。8岁正式开始学踢足球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场上的位置——前锋。去贝尔格莱德探望在红星执教的父亲，我才知道他的名气有多大。父亲的朋友们调侃我一定也会成为出色的门将，我坚定的摇头：NO，我是守门员的天敌，洞穿球门、打败他的那个人。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找他合影签名。人们说他是南斯拉夫足球史上最出名的3名守门员之一。执教北京国安的彼得洛维奇、执教大连队和中国队的福拉多，都出自红星俱乐部，而后者和我的父亲不仅是队友，还是好朋友。
父亲送给我一张红星俱乐部会员卡，那是在我出生之时就办理的。他真不该那么早就给我这张卡片。曾经我以为，自己会子承父业，曾经我离这个伟大的俱乐部只有一小步。
14岁暑假的第一天，父亲欣喜的宣布：一周以后出发去贝尔格莱德，MARKO将进入红星俱乐部梯队。母亲欢天喜地的为我准备行装，父母决定出发之前，先去黑山度假。
黑山的海滨之行好似一个噩梦。同去的孩子和我嬉闹时竟然把几只黑色的海胆扔到了我的膝盖上，剧痛袭来，我晕了过去。医生给我的左腿膝盖动了3次手术，摘除了数不清的黑刺。我在家里躺了半年，以为流尽了一生的泪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我再也无法回到足球场做一名职业球员，我与红星俱乐部渐行渐远。
没错，你看到一辆破旧的独轮手推车，我在三高俱乐部后面的一个蔬菜大棚里找到的。我用几罐红色喷漆为它改头换面，再堆满十几个足球，在最高的足球上放一顶黄色的安全帽。你们以为我在表演小品？是的，自编自导自演。
初来时，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工地。数不清的工人戴着安全帽，推着手推车，无论寒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建设一座新的城市。我想告诉孩子们，我们就是足球场上的民工，每一天的训练都要付出%的努力，每一分钟都不能懈怠。
尽管职业球员的梦想早早的破灭，足球依然是我的挚爱。高中毕业后进入马其顿首都的斯科普里体育大学足球专业学习，毕业后，我通过了欧足联B级和A级教练证书测试，虽然不是职业教练证书，但凭借UEFAA级证书可以做青训教练，如果是在中超，可以做助理教练。
在三高工作许久之后，很多人还会和我提起4年前我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训练课。与其说是一次示范，莫不如说是一场考试。
精心准备了这堂课的教案，我特意带了10几块巧克力，在训练结束后分给孩子们。21个15岁的男孩，巧克力的数量明显不够，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把巧克力掰成几块，分到每个人手中。这堂训练课上的训练方式有多么新颖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恰在最后这个环节，孩子们要学会分享，同样的道理，踢足球要互相协助，发挥TEAMWORK。
从李连江主任到教练们，因为这次面试记住了我的名字。后来，我被孩子们叫成马可，麦克，老麦。。。我惊讶的发现他们能叫出许多前南斯拉夫的球星，米洛舍维奇，斯托伊科维奇，米哈伊洛维奇。。。。
孩子们用英语和我交流。我的中文听力在过去10年里大有长进，就在那节课后，我听到有人问他们的中国主教练王安治，马可会留下来吧？我们以后是不是也有洋教练了？
（MARKO和队员）
在三高，和那堂训练课同样出名的是我的一次“离家出走”，至今还被王安治等人津津乐道。
正式上班两个月后，我们去云南泸西参加U系列总决赛，那也是我第一次和队伍旅行。一天下午，王安治去考察对手，我一个人带队。天气炎热，我们在云南高原的艳阳炙烤下汗流浃背。孩子们的动作做的越来越不到位，我警告多次无效，甚至有人用挑衅的目光望着我，低声吐出几句国骂。我瞬间秒懂，来北京最先学会的无非那几句脏话。怒火渐渐涌上心头，冲动之下，我转身走出球场，走得决绝，把孩子们扔在了身后。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给俱乐部的英语老师、翻译王娜电话，要她立刻买机票，我要返回北京。傍晚，一脸严肃的王安治冲我发了火：他们只是不懂事的孩子，肯定有淘气调皮的时候，作为教练，你尽管教育批评，绝不能抛下队伍不管。对孩子们挑战我的权威仍然耿耿于怀，可我也明白扔下球队一走了之确实过于幼稚。
之后的几个夜晚，我负责收取队员手机和熄灯后查房。一连数天，暖阳化作阴雨，我冒雨从教练宿舍走到队员寝室。窘迫不堪的人不是孩子，而是我。我尽量温和的和他们聊天，让他们放松，然后提出把手机交给我。有的队员偷偷带了两个手机，以为我会给王指导打小报告，我安慰他只要下不为例，这就是你我的秘密。10：30熄灯，我干脆找了把椅子坐在楼道里，一直到午夜12点才离开。
回到北京，我竟然收到了一封英文道歉信。道歉信来自训练中用京骂招呼我的李政执，班里最年长的孩子。可能因为岁数最大，他时常对我的动作要求置之不理，而我却是对细节相当执拗的人，这孩子简直令人忍无可忍，有一次甚至骂了回去，他说一遍，我重复两遍。靠，你以为我听不懂中文！
（训练场上的MARKO）
（三高训练场上的MARKO和弟子）
很久以后，李政执偷偷告诉我，那封英文道歉信是他查了一个小时的字典写出来的。当年的我是那么年轻气盛，当年的孩子们是那么质朴纯真。
为了更快的熟悉队员，我让王娜用拼音写出孩子们的姓名，再给我一份宿舍名单，我跑去他们的寝室学习每个人的名字，和他们聊天。男生宿舍一向是脏乱差的典型，我把他们带到我和王安治的房间参观。当然，那也是我实在看不过去，催促着王指导一起收拾了一天之后的成果。
班主任李老师给我看学生的作息时间——6：30起床，7：10-11：40上课，午饭和午休，下午2--3：30上课，3：40-5：30训练，19：30-21：30晚自习，22：30熄灯。我差点晕倒，真心同情这群重点中学、学业和足球并重的孩子。自从了解了他们的日程表，我彻底明白了训练时为何会有人开小差，我轻易不再吼他们。
每周二我在俱乐部值班，去班里检查孩子们的晚自习。三高的教练员有些特殊的功能，不仅仅在足球场带领训练，还要监督队员的学习和生活，协调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既是管家，又是保姆。我曾经很渴望自己独立执教一个班的队伍，然而，单单是与家长沟通就是个难题。不过，走进教室，穿行在课桌之间，看着认真读书的孩子，成就感爆棚。
有那么一段时间，临近暑期，王安治外出学习，我负责全队训练，备战和北京女足的友谊赛。我请李老师找来放映设备，给孩子们播放了自己剪辑的视频——澳大利亚国籍的塞尔维亚人、无肢勇士尼克胡哲的人生故事。他也曾来到中国演讲。虽然天生缺少四肢，但他却上了大学，学会游泳、高尔夫、冲浪，他的人生是一个奇迹，是一部励志大片。
球场上的训练固然重要，心理上的教育和启迪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于这些成长中的青少年。我用自己的方式向他们传达着足球场上的理念，生活中的态度。
孩子和家长一度不满俱乐部的伙食条件。晚饭时分，孩子们聚在食堂前罢餐，情绪激动。我把班里的21个人拉到球场上，整队集合，然后问他们，知道科特迪瓦的球星、切尔西的德罗巴吗？他出生在最贫困的乡下，只有面包充饥。我每天也在食堂用餐，觉得孩子们的伙食并不比欧洲球员差。
年终的全校联欢会上，我拉上几个队员一起演哑剧小品，模仿爬楼梯、坐电梯，观众们懵懂，我让王娜帮忙翻译——踢球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付出。小品的背景音乐选的《茉莉花》，蛮有中国特色吧？
（MARKO和队员，左一任绍铭，右一李政执，右二王闵捷）
去三高工作之前，父亲给了我三点忠告：第一，努力工作；第二，学会像中国人思考问题，不是完全一样，但要相似；第三，当你想前进一大步的时候，先尝试后退一小步。
我严格执行着他的第一条建议。过去4年，训练课我从未有一次迟到早退。从城里租住的公寓到球场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我提前一个小时赶到俱乐部，准备场地器材，码标志牌，等待队员到来。
沟通不畅没有关系，我亲自做示范，哪怕是全速跑。对抗的人不够，我立刻补上，我喜欢和他们一起踢球，和他们一起大喊大叫。听到有的同学在喊“别传给马可”，他们竟敢嫌弃我的长途奔袭，带球突破。和教练们踢比赛的时候，只有我满场飞奔，虽然技术不是最棒的，我可是体能最充沛的一个，很少有同龄的中国教练比得过我。
过去4年，我努力融入三高的团队。中国人内敛沉默，我却喜欢和门口的保安、维护草坪的工人、食堂的大师傅打招呼。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也没有孩子们安心的训练学习。
每周二下午的教练例会，我积极发言，提出对俱乐部的建议，比如教练员要有统一的训练教案，训练器材和服装的摆放、管理，高温天气从室外训练调整为室内。。。每当我遇见问题，都会记在笔记本上。
我和俱乐部领导讨论过许多次关于俱乐部的形象工程。皇马、曼联之所以能成为百年俱乐部，是因为他们有历史的传承和足球文化的底蕴。与他们相比，三高很渺小，但从年至今，俱乐部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大学生球员，国脚王安治、从布鲁日转会恒大的王上源不就位列其中？
如果设立一间俱乐部的荣誉室，墙上布满球星的照片，摆上奖杯、奖状，历届毕业生的留言，对于后来的同学将是怎样的教育和激励？
我和王安治的合作融洽中也有分歧。比赛前他让所有队员练习射门，我却认为进攻队员练习射门，防守队员专注防守训练，这样调整更加细致高效。小细节很多，也许无足轻重。不过有一点他却接受了我的意见——高二和高三合练后，形成竞争机制的一队和二队，训练松懈的一队球员降到二队，表现好的队员随时顶上去。
我们的冲突仅仅局限于工作。他是我的朋友、兄长和老师，我和他学会了他的独门绝技——摊煎饼，也学会了泡功夫茶。每天训练前后，我们都会喝上一壶。
（教练三人组，左一郑玖龙，中间王安治）
直到现在，我才逐渐理解了父亲的后两条忠告。太多的想法意见不再脱口而出，我学会了三思而后行，学会了妥协。
懂得这个道理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三高的守门员教练不多，我偶尔也被指定在某一天的训练里临时客串守门员教练，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自觉拥有欧足联A级教练证书的我值得更多的尊重。
课间休息时冲进教室，和班主任要求对同学们讲话。我用英语、塞尔维亚语、中文和手势表达自己即将离去，孩子们目瞪口呆，坐在第一排的任绍铭不断的问我WHY，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翻涌的泪水。
无论今后我去往何方，这一幕都会永久的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天夜里我失眠了，脑海里闪回着孩子们不舍的目光。第二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出现在训练场，任绍铭们欢呼起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了他们，我必须坚持。
和我最聊得来的人是体能教练黄岩，他曾在中国足协工作，英语流利。跟他们一帮教练混熟之后，黄岩拉着我去喝酒，他们没少灌我，我的酒量从1瓶啤酒涨到了6瓶。6瓶酒下肚，直接的后果是黄岩被晕乎乎的我拉着聊了一宿的天。
当一个人的工作激情屡屡受挫的时候，我也感到困惑和郁闷。国外俱乐部，主教练掌控宏观大局，助理教练负责日常训练，而在这里，助理教练只带队员准备活动，其他时间站一边看着。比赛前确定阵容，外国主帅与助手一起讨论，最终确定名单。如果我不积极参与，很少有人在意我的观点。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任何变革都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年两年的事情。黄岩为我答疑解惑，开导我，为我和王安治、以及后来的郑玖龙指导的交流做翻译。我们三个人带领两个年级的混编队伍，渐渐的，他们会和我讨论首发名单，询问我对战术布置的看法，我们的配合愈加默契。
黄岩他们戏称我是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俱乐部薪水最高的教练。他给我讲过中国的俗语“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就是那个外来和尚吧。可外来的和尚自有他的难处啊，本地人有房子，有保险，而我要租房、买车，养活老婆孩子。
曾经也有机会去薪水更高的俱乐部比如恒大足校、或是北京的一些国际学校，再三权衡，还是留在三高。这里有朝夕相处的孩子，有包容我的同事，也有给我许多关照的领导。老婆生产，父亲病重，我随时请假离开，李连江主任总会关切的问我，假期的时间够吗？放心去吧，我们等你回来。
（MARKO和好友兼同事黄岩）
如果有人问我从哪里毕业的，我回答他我是“6所学校”的学生。他们是斯科普里体育大学，托米奇、米卢、彼得洛维奇、福拉多和图拔科维奇“大学”。
我问米卢，您和别人吵过架吗？老人家年轻时也是个脾气急躁的人，但后来学会了如何微笑着面对敌人。看看他是怎样对付那些挑战主教练权威的球员，圆滑老到。
老彼德和福拉多在中国执教的时候，我常常去看他们训练。老彼德和米卢一样精明，他是一位战术大师，化腐朽为神奇。福拉多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他一天到晚看比赛录像，把所有的细节记录在这个本子上。
年的中超决赛是两个前南教练之间的角逐，率领鲁能的伊万科维奇和执教申花的布拉泽维奇。那几乎是前南教练在中国的谢幕之战，最近6、7年，除了现在执教富力的斯托伊科维奇，我的老乡们在中国足球的赛场上几近绝迹。
这些年来，执教中国国家队的教练从荷兰、西班牙到法国人，俱乐部的教练从意大利到葡萄牙人，中国人更看重欧洲五大联赛出身的西欧教练，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高水平，而中国足球的金钱投入之巨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毋庸置疑，过去20年的中国足球史上，前南教练取得的成功至今未曾被人超越。
三高是我的第七所学校，我用了另一个4年融入它，融入中国的青少年足球。这些15、6岁的孩子，虽然基础薄弱，然而他们的身材条件和足球意识都在不断的进步。
中国教练和孩子们人手一个IPHONE，只有我用中国产的小米手机。无论到全国各地哪里比赛，我都很少见到中国孩子穿着国安、申花、恒大等本土俱乐部队队服，我的弟子们在德国比赛时一窝蜂的冲进名牌店，大包小包里装着皇马、巴萨、拜仁的球衣。中国球迷经常骂中国队踢得臭，这对下一代会是怎样的影响？
等到有一天，队里的孩子穿上国安、华夏、恒大的球衣，成为中国俱乐部的铁粉，那或许就是中国足球真正崛起的时候。
（希望四队的德国之行）
BOYS，穿过这道门，你们真正长大成人。和我把足球扔上天空，庆祝我们一起毕业。
（MARKO和队员一起嗨）
6月9日中午，三高俱乐部希望四队的毕业典礼、成人礼，摄像机的镜头里留下了我和孩子们最后的欢声笑语。王安治说我是这支队伍的福将，从我来那天起，队伍赢得了大大小小的冠军头衔，从未失手。典礼讲台上，摆满了过去4年我们斩获的奖杯，幻灯片里播放的一张张照片是我们难以忘怀的无数次旅行。
（MARKO和队员庆祝胜利）
（三高获得-全国高中男子校园联赛冠军）
记者采访我的队员，他们讲述着我的故事，细节久远得我早已记忆模糊。深圳比赛后，我为每个队员准备冰桶，为他们冰敷按摩。比赛里对手的防守动作粗野，我和比赛监督理论，被罚上看台。孩子过生日，我给他们买来超大号的站点PIZZA。
望着他们一张张青春朝气的面庞，伤感之情浮上心头。任绍铭即将去北大就读，李政执去北体大运动训练专业，还有从前锋踢到后卫的王闵捷，和最爱用英文与我聊天的双胞胎大宝、二宝都将进入北京理工大学。
差点忘了这个安静的暖男，国家队守门员教练区楚良的儿子区伟韬。4年前的他瘦小沉默，胆子小、力量弱，不敢拼抢。如今1米85的大个子，比他父亲高出半头。并未继承父亲的场上位置，他踢边后卫。他的下一站是华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要成为职业球员，他尚需磨练。
一个多月前，我失去了亲爱的父亲，经历了与白血病半年的抗争，却在化疗完成，准备前往德国进行骨髓移植前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我赶回贝尔格莱德处理他的身后事，两千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我的心被悲伤填满。
感谢那些曾经在危难时帮助过我们的俱乐部和球员，我所有的中国朋友们。回来后我才得知，就在父亲辞世的第二天，我的队伍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冠军杯，半决赛最后一分钟绝杀八一中学队，孩子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