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李蔚
顶着三伏天里最热的日头，浙江大学教授、博导韩琦一个人从杭州赶回了北京。
杭州的家里，堆放了好几面墙的书和资料，那只是他的一半收藏，另一半仍存放在北京的家里，有他的，也有舅父张秀民先生的。
这次赴京，韩琦还顾不上整理自己的——
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领导早在三四年前，就向他邀约，整理出版张秀民文集。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不算上老人家留下来的日记、书信，光是笔记就有百来本。“出版的话，多卷本，近两百万字的量。”韩琦估摸着，自己得分好几趟，才能把舅父张秀民留下的藏书与资料搬回杭州。
在瞻山脚下散步的张秀民韩琦摄
张秀民，著名学者、中国印刷史、中越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人、版本目录学家。
这位大学者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工作四十年之后，回到浙江嵊州乡间，侍奉老母，著书立说，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中国印刷史》这部巨著。
书稿完成于年。那一年外甥韩琦考研，本来要考工科的，却临时改变主意，考取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生，研究起了科学史。当时的他也没想到，日后自己的研究会与舅父有所重叠，也在舅父人生的最后岁月，协助他完成了煌煌百万字的《中国印刷史》增订版。
年出版的《中国印刷史》（增订版）
这几日，杭州国家版本馆开馆，四大特色展览每天预约参观的市民不断。浙江学人为中国印刷史和版本目示事业做出的诸多贡献，在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个“文脉赓续”故事中，略见一斑。
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其实最早提出四大发明这一概念的是西方人，他们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因为这些发明对西方文明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文艺复兴是欧洲的涅槃重生，那么四大发明就是熔炉中的柴火。
但是，中国学术界一直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
托马斯·费朗西斯·卡特和他发表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
年，美国学者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经出版，就在西方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也深深触动了当时中国几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向达、张秀民、钱存训、胡道静等，激发了他们从事印刷史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宏愿。
青年时立志，殚精竭虑，孜孜不倦。第一版《中国印刷史》灌注了张秀民先生50多年心血，在他耄耋之年时终于完成。
这是一部全面、详尽、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史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中国印刷史》首次对印刷术的起源、吴越国的印刷进行了全面阐述；针对韩国学者认为韩国首先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学说进行批驳，指出年出土于庆州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在中国印刷再携往新罗，强调中国发明印刷术不容否定；不仅对宋代印刷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还对明代地区印刷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开创了印刷史区域性研究的先河，其中有关活字印刷史的论述则是奠基性之作。
左起：胡道静、谭其骧、钱存训
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说，此书的出版“使得率先发明造纸及印刷术的故乡，从此有了国人自写的专史，是文化史、技术史、国情教育上的一件辉煌大事”。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此书“内容丰富详瞻，无疑是前无古人，亦恐后人难以逾越。”
曾经的国图同事、著名印刷史家钱存训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广泛，体大思精，洋洋五十万言，包罗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的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书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它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数据和独特的见解。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一部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他更称，“迄今还没有一部同类著作的原始性和资料性可以和秀民先生的大作相比。”
“必前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顾亭林论述学问之道的名句，张秀民一生以为圭臬。
张秀民先生不仅在印刷史、目录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越南史方面也造诣精深，著有《中越关系史论文集》，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
而这些著述，包括后来的《中国印刷史》的文稿，是在几十年清贫俭朴的生活起居条件下写出来的。
张秀居故居外
时隔近20年后，年10月，98岁高龄的张秀民先生，与外甥韩琦教授合作，在第一版50万字的基础上，增补了新的论述、记载和最新研究成果，增配了宋元明清珍稀善本书影，出版了洋洋万字的巨作《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
这是中国印刷研究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此书与钱存训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的《纸和印刷》分册中文译本，同在国际间受到重视。
钱存训曾如此评价——“我的书原以英文写作，对象是西方的读者，综合中外各家意见，用比较的方法注重印刷术在东西方的社会和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异同。虽然和张秀民先生的大作同一主题，但对象不同，方法也不一样；因此﹐我很荣幸拙作能够和张著互为表里。”
《中国印刷史》增订版凝聚了两代人的心血：张秀民先生以数万字的眉批，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和订正；外甥韩琦教授以熟知西方文献所长，补充了国外所藏中文印刷史资料，广泛利用外文原始资料和实物，对许多新发现有深入的论述，开拓了新的视野。舅甥两人把这部书推向另一个高峰。
赓续为之。
韩琦自记事起，与舅父朝夕相处。年离开乡间后，舅甥时常通信，至今还保留数百封之多。
韩琦与舅父
这几天，在北京的旧宅里，韩琦重新翻看了部分舅父的日记，其中写道：“中秋节，晴，有好太阳，18-25度。……看琦琦的《科技的西传与影响》，用力甚勤，写得不错，传世之作也。”
这是舅父最不吝夸赞他的一次。多年来，韩琦研究不殆，笔耕不辍，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著述颇丰。而舅父读完他发表的”作业”，偶尔为之打分，“这篇可得80分”。
外甥眼中，舅父从不苛求他的学业，也很少当面赞扬，但从舅甥之间的通信中，可见殷殷期许，勉励有加。秀民先生以自己为规矩，示范一个学者的成功之路——
研究历史，须打好古文和外文功底，一定要熟读经典；立论写文，要做好原创性工作，材料要自己独立寻找；绝不可轻信二手文献，必须核对原始材料；不可掠别人之美，别人的发现一定要注出；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
“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作半句空”，韩琦下意识地就走上了一条跟舅父很像的道路。如今他所研究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热门了许多，但是30多年前，还是个大冷门，他一头扎了进去，走访国内外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海量地查阅原始材料，徜徉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
在杭州家中的韩琦
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后，已近花甲之年的韩琦带着一口改不掉的江南口音，回到家乡浙江。
他入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致力于科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年，韩琦主持的项目《欧洲学者对中国历史纪年和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及其影响》，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
他笑言，目标要远大，因为越下工夫，越发现自己研究的领域“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一己之力难以穷竭的。
上至明末清初，下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是一个中西交流文献“汗牛充栋”的时代。
“西方科学为什么会传进中国？到了晚清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背后的因素是什么？20世纪初为什么一些科学又迎来蓬勃的复兴？”韩琦形容自己发现史料就像破案，脑洞要够大，考证要够细，在“科学的显微镜”下追索历史细节，同时把史实置身于全球化的环境下，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审视，重构和还原欧洲科学传入中国数百年间的历史，以及那些交往的人物和历史场景。
如何在全球史的大视野下，复原当时历史的真相，去审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乃至中华文明的西传——“这个题目很大，已花掉我近三十年的心血。”
研究充满着挑战性，但韩琦只念着“学问慢慢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就像舅父守着乡间老屋的那几十年，心无旁骛，只有一句“还是先把印刷史写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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